昨天去图书馆，等书的时候在书店里转了转，居然看到和小黄一起编的那套率性丛书，拿起《游学生涯》又翻了翻，这才发现自己写的前言里，几乎所有提到“金克木”的地方，都被编辑改成了“金先生”，这也罢了，最让人绝倒的是，有一处提到“青年金克木”，也被改成了“青年金先生”。我在昏倒前，总结了三个教训：1、站在书店里看书会比坐在家中看书仔细；2、淹死会水的，打死会拳的；3、从此体谅一切作者。

第二件事，是后来去新世界换球拍的胶皮。新世界的门口，每周总有几天下午，会有一个现场乐队伴奏的户外舞会。一把萨克斯一个架子鼓和一个键盘，三个一身美国牛仔打扮的乐手，一些老之又老的舞曲。因为是南京路，总是围着一群人。我不以为然地经过人群，本来只是偷瞄一眼，没想到却被震住了。不是因为有明星，也不是因为有美女或者俊男，相反，在那里娴熟起舞的，是一些极普通的市民。男的多半都已花甲，挺着肚腩，女的也多半中年，体态臃肿，但抬手举足，可不是什么市民健身操之类的糟粕，而是正儿八经的摩登舞步。最惹眼的是一个梳着马鬃发的瘦高中年男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那姿势，那表情的生动起伏，竟然像是在百乐门泡大的。还有一个穿着拖鞋睡裤的中年男人，梳着大背头，一个人背着手也在那里舞着。我站在那里许久，只是在想着他们平日，应该过的也是极卑微极琐屑的生活。这也正是《立春》动人的地方，因为都是真的。

最后一件事，是今天在豆瓣上看到关于奶粉的新闻
http://www.douban.com/note/18319159/
便想起今天是妹妹的生日，于是给她打电话，然后又问了下关于奶粉的事，还好，我妹妹妹夫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我小外甥喝的一直还是雀巢奶粉。然后又和我妹感叹说，我们小时候哪有奶粉喝啊，有藕粉喝就不错了。

有僧人问赵州禅师：至道无难，惟嫌拣择，是时人窠窟否？赵州云：曾有人问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。

这是碧岩录里的一则公案。问的人或许心高，只疑三祖的话是句轻巧烂熟语，但答的人却要郑重，所以思量了五年，仍不肯承认有所得。

因为“凡是好语，最怕变为俗套”，而“古人之雅言，今日皆为陈言”。这就好比我写下“嘉时在今辰”几个字，却不知道怎么接着说才好，也亏得见到赵州和尚的五年分疏不下，这才让我心下朗然，干脆放下，先说件别的事情。

我妹妹上初二后，我去外地读大学，母亲也回厂里上班，丢下她一个人在爷爷奶奶的大家庭里读书，后来成绩便不好，胡乱读了一两年职业中专，然后就一直待在父母身边，工作，恋爱，结婚，只看着我一直做游子。继而她生小孩，要起名字，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仍在读书却已升职为舅舅的我。我和一个正儿八经中文系出身的同学苦思冥想，翻完诗经翻周易，列了几个自觉有深意的名字，但却被其家庭联席会议一一否决，好不尴尬。最后，我妹告诉我，名字定了，是她自个想的，叫“雨辰”。我问缘由，她说一是雨天早晨出生，二是她刚看的一本言情小说里面，男主人公便叫雨辰，她觉得很好听。这般通俗，真让当时的我觉得有些泄气，而如今，这名字早已成为一个漂亮伶俐的小男孩，整日唤来唤去，竟也不曾觉得俗气。

原来名字也好，言语也好，是俗是雅，是新鲜是陈言，都不是凭空拣择，都要留待活泼泼生命的检验。进而，待我如今读到“嘉时在今辰，零雨洒尘埃”的句子，回头琢磨，这“雨辰”原本竟是既妥帖又响亮的好名字。

话说嗣宗“嘉时在今辰”这首诗有一个争议，就在“零雨洒尘埃”这句。黄节引曾国藩云，“天时既佳，道路无尘”，这是说细雨霏霏正是迎客天，上合诗经“零雨其濛”的远归之心；然而黄侃咏怀诗补注却说，“甫得佳期，忽逢零雨。所思终阻。”这是说雨天乃阻客天，下接宋人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……有约不来过夜半”的失期之意。孰是孰非，也可做有趣的探究。不过，雨落于地，本是天地相遇之象，进而汇萃成泽，得见万物相聚之情。所以，这细雨或许本来就是一喻两柄，无论是阻客还是迎客，在主人那里，同是惹起一份有所思的心情。

这就又好比丰子恺题在扇头的诗，“今朝风日好，或恐有人来”。那人来不来先不必管，“难得今朝风日好，春光佳思平分”，原来自己的那份佳思亦是这好风日中的一分子。

只是，那人最终没有来。嗣宗《通易论》最后讲，“圣人独立而无闷”，可见他其实是不怕孑然一人的，世人都把嵇阮并列，其实嵇康最好的朋友是向秀，一个打铁，一个扇风，嗣宗于竹林诸子，虽有亲近，最终也不过都是如水之交罢了。然而，“挥涕怀哀伤，辛酸谁语哉！”咏怀八十二首里，却处处是这样出自孤寂的哀伤和辛酸，这又是为何？

阮旨遥深。连离他最近的六朝人都不为他强寻托辞，我们似乎也更不必。《圆觉经》云，“于诸妄心，亦不熄灭；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；于无了知，不辨真实。”细想一下，他或许也是这般的随顺觉性。

“这个人，也许永远不会来了，也许明天会来。”说到等待，沈从文曾如是安慰翠翠和我们。这盲目的安慰，假若真听得进去，从此却也能不再拣择，“日日是好日”。

今日出梅，明朝入伏。我曾经以为，夏日过于遥远，但里尔克说，夏日曾经很盛大。

我不是很喜欢夏天。蒸腾的暑气让大多数人面目模糊，那些在冬日里尚属峻洁清爽的面容，如今却好比化了的冰棍，坍做一堆，不小心就弄得一手一脸的粘腻。这时候若跳进河里自然是最舒爽的事，但城里面的河都是用来或观看或治理的，能跳的只有不干不净的游泳池，末了徒增一身的消毒水气味，需要在冷水喷头下使劲地冲。

那么退而求其次，在我们，是老老实实躲在有空调的屋子里看书观碟；在嗣宗，是“芳树垂绿叶，清云自逶迤”，大抵都能算抑郁难堪中最适宜的享受。我这个夏天虽蜗居在家，却没怎么吹空调也没怎么看碟，只是读到诸如“炎暑惟兹夏”这样的句子，遂想起一些过往的夏日，顺手俯拾起一些记忆。

有一个夏天，我租住在辉河路蝉鸣喧天的小区底楼，碰巧看了两部关于夏天的电影。一部是《不良少女莫妮卡》，伯格曼导演的1953年黑白片。一个纯真爱情在平淡婚姻中渐渐毁灭的故事，它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其中那个保存了最初爱情的夏天。那个夏天，17岁的蔬菜店女工莫妮卡前来投奔19岁的瓷器店学徒马丁，两个暂时从呆板工作中逃离的年轻人，一个可以自由挥霍、驾船四处游荡的夏天。另一部是《菊次郎的夏天》。在我不多的观影经验中，北野武是我比较偏爱的。这部电影里有着北野武少见的明朗，但这明朗并不是童话，而是童年和夏日的永恒光芒，在四个落魄的现实成年人身上的短暂反光。

夏日漫长，地上遍布烈火，大约唯有恋爱和孩子的心境，才不以其为苦夏，才能在无所事事中自得其乐。我25岁之前的日子过得浑噩，有关夏日的记忆也大多漫漶，惟记得有一个夏天和几个人去河里游过一次泳，在河滩上大摇大摆换衣服；还有一次夏天耽延在学校，大雨后的林地上全是小洞，一个朋友捕了一只蝉甬放在社团的小屋子里，看它慢慢变成知了。而说起真正抓知了，竟然是后来二十七八岁时的事情，在那个大约是最后的暑假里，应友人之邀去山东玩，两个人抗着一端套上塑料袋的长竹竿跑到村口抓知了，像是补童年缺下的课。

对学校生涯时的我而言，夏日更多的意味是离别和寂寞，最大的离别当然是那些个毕业的夏天。不过，最近毕业的那个夏天感觉要好一些，平素相处的几个同学并未骤然分离，而是租住在一处，柴米油盐烟熏火燎了两个月，我那时下午四点半就下班，另一个同学尚未工作，每日尚有暇一起生火做饭，喝喝酒，一个晚上就过去了。

不过，慢慢的，秋天又要来到，热闹与寂寞的夏日都会远去，就像《不良少女莫妮卡》中的年轻爱侣，以及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中的一群人。“愿睹卒欢好，不见悲别离。”我如今读到嗣宗这首诗的末句，并不觉得其中有多少忧患与恳切，他只不过是寂寞时的自语，洞见后的安宁。

熊十力曾经给某报撰文论自己读诗经的体悟，言及其少年时读诗，除略通训诂之外，于诗三百意境本身并无感受，想借孔子论诗的一些话来帮助印证，却连孔子的意思竟也不能明白。直至年岁稍长，自己胸中有丘壑，这才于夫子于诗经，都若有契悟。他于是有感慨，“凡了解人家，无形中还是依据自家所有的以为推故。”这个道理，知易行难，似简实深，其实也就是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所谓“岂成篇之足深，患识照之自浅耳”。“识照”这个词我很喜欢，让人立刻想到《心经》的“照见五蕴皆空”，以及《神女赋》的“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”，有一种纯粹自然却又是自觉的明亮。大凡文字般若，要明白都是从这样圆明寂照的清净心中流出，否则徒然翻弄经典与解释，不见自心，那么对文学对人生，都不会谈得上真切的认识，遑论知音。

然而这其中也要谨慎，因为“认识你自己”是一个恒久的事情，“自心”也当一直是在生生不息中，倘若拘泥一方，虽然看似也在“推己及人”，但其实可能只是把世界给看小了。

譬如叶嘉莹解汉魏六朝诗，在我看来，就有这样的问题。我记得初读叶嘉莹，还是在非典时期的火车上，空荡荡的车厢里一路心思宁静地看完大半本《唐宋词十七讲》。之前对于唐宋词，虽有爱好，但说到具体的领悟和体认，真还要始于她的讲解。不过，后来对她便慢慢有些不喜，因她总是用“唐宋词”这个自家的趣味，看待所有的诗。故而无论三曹、七子，还是太白、工部，亦或清真、梦窗，在她笔下，竟然都似同侪。

当然我这里也不是要妄断优劣，因为一叶既可障目，或也能借此而知天下秋。比如《西方有佳人》这首诗，叶嘉莹就认为，虽然文选和历代选本都未曾选入（其实也是有选的，比如《古诗源》），但这首诗有极美的地方，很值得揣摩。此种见识，起码要比单纯的索隐指附和政治教化高出很多。不过，具体到对这首诗的阐发，因了识照的深浅，迦陵数千字，在我看来，竟及不得季刚先生的几句话，“西方佳人，陵云远上，虽相悦怿，而不复晤言。故知爱憎之情自我，离合之理自天，命之所无奈何！”

“爱憎之情自我，离合之理自天”，大凡好诗，里面的道理多半便是如此的简单，因其简单，故能轻易动人，也正因其简单，常会轻易放过。南怀瑾讲《圆觉经》时曾有言，“显教就是密教”；而赫拉克利特有一段描写德尔斐神谕的著名残篇，是这样说的，“那位在德尔斐发神谶的大神不说话，也不掩饰，只是暗示。”一首好诗里的词句，要知道就是这样简单清明的宛若神谕，也如教言。

仔细看来，嗣宗这首诗，其实从头至尾，是全拟子建《洛神赋》意境，套句现在的流行语言，是在向《洛神赋》致敬。为什么佳人在西方，不在北方和南国，那不是暗指什么明王在西，而就是因为洛神之于东阿，是在西方；其余文辞和脉络近似处，不必一一细举，对照便知。嗣宗虽倜傥，亦著《乐论》，心肠中有与子建一般仁厚处，故于子建生平际遇及《洛神赋》的深情，自能有所亲近体贴，作此诗，是伤子建之所伤，由伤子建进而又伤魏国之不存。离合之理自天，不敢复言，然爱憎之情自我，又当申之。

又忆起颜延年有咏步兵诗句，“沈醉似埋照”，正如显教就是密教，这埋照也是识照。“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。”嗣宗之于子建，可谓知音乎？

我前几日在翻闲书，看到一段话，是女主人公向闺蜜挪揄一个作人事经理的追求者，“这个男人再英俊温柔，也总盖不住婆婆妈妈的人事气味”。“人事气味”这个词很有趣，如果换作巴尔扎克，肯定要就此具体分析好几页，如今的作者偷懒成这么一个词，我们之所以还可以体会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大多就是由职业构成，也都有职业气味。比如陌生人见面寒暄，打听对方工作就像在偷看性格测试的答案，是了解一个人最快捷的方式；又比如追悼会盖棺论定，其实论的都是工作经历，定的也都是工作成就，干巴巴的有如应聘冥府的简历。

与由职业构成的人相对应的，是由故事构成的人。比如思故乡莼鲈的张翰，又比如刚刚过世的贾植芳先生，这都是由些故事构成的人。阮籍也是如此，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，通篇都是故事会。其实，这也是中国史书的传统。中国人讲故事不是出自虚构，而是起于追忆，所以，中国最好的故事，不在传奇志怪里，而在史书列传中，在记录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。

李善注“平生少年时”这句诗时，引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作解，这句话来自《论语·宪问》第十三，子路问成人。集注里说成人犹完人，但“成人”这个词，要比“完人”好很多。“成人”就是成为“人”，还有一个类似的词是《庄子》里的“至人”，即到达“人”。与直指终点的“到达”相比，《论语》更注重一点一滴的“成为”，所以“至人”是不可看见的，而“成人”是能躬行履践的。孔子对于“成人”的指点，最后就是落在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这句上面。平生，就是往昔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我猜测就是孔子对曾参所说的，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
 
这成人的路，在西方有教育小说，从“少年时”开始，不断地开拓变化，是老老实实回答鲍勃·迪伦歌中的问题，“一个人要走多少的路，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人”；而在中国的史书列传，每每总是先把握这成人之路的整体，最后再追述“初，某某如何如何”，这里的“少年时”，似乎既早早决定了未来，又是在最后才得以定形。

“决定未来”这一点，好理解，因为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；而“在最后得以定形”这点，思量起来则要费点周折。可以参考艾略特的话，“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，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”，以及博尔赫斯所谓“每一位作家都创造了他的先驱者”。在中国，由于最好的艺术品始终是“人”本身，所以当一个人不断向“成人”迈进，他的过去其实也在悄然变化，直到一切的峰顶，成人的那刻。

金克木先生86岁时曾自编一本小书，名字就叫做《少年时》，“茗边老话少年时，枯树开花又一枝”。金先生是喜欢阮籍的，而金先生的少年时，亦如阮籍的“平生少年时”，因为由“成人”回望的目光所铸成，所以不是被时光染黄的标本，而是年年岁岁都可以来去的花。

 

一个人看球的夜晚，第一次很难过，因为捷克输了，以这样一种大喜大悲的方式。
喜欢上这支球队，是从96年欧洲杯开始的，而他们似乎总是用激情和悲伤共同考验着我们。还记得04年对希腊一役，内德维德近乎疯狂跑动之后的受伤和黯然。
杨科勒，黄金一代如今只剩下他，高大，健壮，苍老，像巨人一样，背负着我们的青春，并在这个夜晚带给我们光阴错转的短暂喜悦，以及最终无法挽回的离去。

乔亿《剑溪诗话》云，“汉人无故不做诗，故陈思、阮籍诗虽多，读者不厌其多。”无故不做诗，因此每做一首诗，自然是有一个不得不做的心思，这心思温婉曲折又电光火石，千载之下，只可契合，无有重复，又怎么会觉得多呢？

《咏怀》里有一首“平生少年时”，我很喜欢，不过我的喜欢只是读起来很愉快，轻飘飘的，不像宋徵璧在《抱真堂诗话》里所说的，“阮籍咏怀，予尤好‘平生少年时’一首”，那个喜欢，是和本人生命有关的沉痛。

宋徵璧，字尚木，是明末松江几社的重要成员，于膏粱少年之际，匹马入京师，随后与陈子龙、徐孚元、夏允彝、吴梅村等明末巨子诗酒唱酬，盛极一时。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中亦曾多次引其倡和诗文，作为考辨论证之依据。陈子龙曾盛赞其诗曰，“壬申以前，唯尚木之诗可存”。崇祯十年，他和陈子龙、徐孚元共同主编《皇明经世文编》，收集明朝两百多年的经世致用之学，其疗救当世的意图虽未得实现，但此种编选工作的影响和价值，又当胜过其诗文不知多少倍。

旋即国破。鼎革之际，宋徵璧选择孝顺，北上仕宦新朝，终老于官，而陈子龙执守忠义，南下谋划抗清，杀身成仁。昔日同盟，从此肝胆楚越。

变节折身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就成为中国文人一大痛。周祖谟曾于1944年写就《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》一文，探讨因“变节”而屈身入仕新朝的人群，认为这些儒学之士虽然变节，但却也因此得以留下读书种子，遂“于外族蹂践之下犹存一脉生生不息之气者，端赖此耳。”这是“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”，心念的是如周作人、刘师培这样大节有亏的知识分子。类似这样的解释，虽然委婉且有力，但因为已经是在替人解释，终会落得一个与人争论的境地。

记得许师尚在的时候，就曾对汉奸文学这个题目颇有兴趣，可惜当时弟子对此都无有响应。在我想来，这个题目若是有意思，就不能把它当作偏义复词来看，不是“汉奸的文学”也不是“文学的汉奸”，而就是“汉奸”与“文学”的并列，是这两个词在有良知的个体身上的冲撞与倾轧。那些深藏于心的过错和苦痛，不是因为可以解释，而正是因为无法解释，不可消除，才会积聚成一种力量，像大地内部灼烧奔腾的暗火，最后化作丰厚的矿脉。所谓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，也是在上述意义上，才成其为一句悲婉之后的清醒，否则，比如大地震之后的作协诗词秀，不过是让“诗人”这个族群又平白背负了一次骂名罢了。

宋徵璧也是这样。“平生少年时，轻薄好弦歌。西游咸阳中，赵李相经过。娱乐未终极，白日忽蹉跎。 驱马复来归，反顾望三河。黄金百镒尽，资用常苦多。北临太行道，失路将如何。”欲至楚而终北行，在顺治康熙两朝为官十余载的崇祯进士宋徵璧，在八十二首《咏怀》中挑出这么一首诗，只用“尤好”两个字，就道尽了不可言说的一切。